故事中的威海⑥ | 秦权的故事

秦国灭掉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中国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来巩固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秦始皇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展露无遗。他实施“书同文、度同制、行通伦、车同辙”，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推行郡县制。并用当时最高法令形式——“诏书”颁布秦国的制度改革。其中统一度量衡，是一系列革新措施中重要的一项。秦王朝建立之前，列国各自为政，度量衡标准各异，参差不齐，不便交易。秦始皇认为如此下去，体现不了国家的统一，久而久之倒会松懈臣民的统一意识，有碍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于是毅然决然下诏于丞相隗状、王绾，要求把不一致的度量衡制度强制统一起来。

秦代的衡制是以战国时期秦国的衡制为标准制定的，其衡制为：1石=4钧=120斤、1斤=16两、1两=4锱=24铢。有了衡量的标准，于是就官制秦权来计量。《汉书·律历志上》中载：“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权俗称秤砣、秤锤、秤权，是悬挂在秤杆上可以移动的秤砣，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砝码。秦权是秦朝官府批准的砝码，是加强中央集权的象征。

秦权，作为2200多年前代表皇帝权力的象征，时至今日，经过无数次战乱、朝代更迭、社会变迁，能存在下来，实是稀中之稀，贵中之贵。当年的边陲僻野威海地域也有缘见到了这个贵重之物，足以可见秦始皇权力的威严，进行社会改革的彻底。这也说明当时威海社会的发达，商贸的昌盛，要不然怎么用得上秦权？

1972年，现在的威海市临港区蔄山镇兴修武林水库，东武林村刘、牟、王、杨等姓80余户迁移至道头村北的向阳坡上，东与小黄村为邻，南临303省道，西与道北店村毗邻，北与磨山接壤。关于新村的名字有一番争议。有人认为新村居于向阳坡，可叫作向阳村；有人希望常驻久安，不再搬迁，过太平日子，可起名和平村，最后定为和平村。

1973年夏天，和平村民杨本祥（乳名金月）因为建设需要，在和平村北头取土，挖出一个大铁疙瘩，近旁还挖出两件陶罐。围观的村民都不认识这是何物，也没有把铁疙瘩当回事儿，只是闲谈传论。当年热爱文化工作的于庆先等将这一发现告知文登县文化馆。转业军人丛树乐在文化馆负责摄影工作，兼管文物与考古。得知消息后，他立即前往勘视，并在当地干部的帮助下，将铁疙瘩搬运到了县文化馆。丛树乐将情况报告给烟台博物馆，烟台博物馆派专家到文登进行鉴定。经过勘测，出土的物件通高19.4厘米，腹围80厘米，底径25厘米，重31公斤，铁质，略呈扁圆形，平底，顶部铸有半圆形的钮，似是把手。旁边嵌有一块铜板，这块铜板长11.1厘米，高8.6厘米，呈扁长方形，边缘由于长期埋于潮湿的地下，被腐蚀得残缺不全，并因为镶嵌在形态为圆形的表面，因而铜板略有弧度。专家经过与资料比对，确定这是一件稀贵的秦权，铜板上的字为小篆，虽然个别字迹模糊不清，但9行40字可连贯读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此刻有铭文的铜板镶嵌于权量上称为“秦诏版”。

鉴定结论是：这件秦权，属于国家重要文物，不宜在文化馆存放，责成县文化馆限时将秦权送交烟台博物馆收藏。丛树乐听说这是一件国家重点保护的稀缺文物，激动不已，安排商春波从多个角度将秦权拍照下来。商春波一丝不苟地拍照下了这些珍贵的照片，由文化馆孙树龄馆长亲自收藏。

第二天，由县政府派出吉普车去烟台博物馆送秦权，丛树乐亲自前往押送。烟台博物馆用石膏仿制了几件秦权，送了一件给文登，现存放在文登博物馆文管所。

和平村出土国家一级文物秦权轰动了威海乃至全国。和平村沸腾起来了，杨本祥家顿时门庭若市，人们拥挤着争相询问发现秦权的经过。随着全国少有的秦权的出土，杨本祥在方圆百里也小有名气了。和平村村民决定将村名改为新权村，以让人们永远记住这里曾经出土秦代象征国家统一的秦权。 有许多藏品，它们或许其貌不扬，不被人们重视，就像新权村出土的秦权。一开始，人们认为它就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疙瘩”，毫无作用。其实它曾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起到过重要作用。2200多年后的今天，这件庞大的秦权的出土，对研究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度量衡，提供了重要的文件资料。

提到秦始皇，我们想到最多的是修长城，修陵墓，浪费民力，焚书坑儒，严刑峻法，但秦始皇统一全国的决心、措施，在中国文明史上产生过跨时代的影响，这是不容置疑的。

“权”是生产力发展的见证，权的大小是经济发达与否的标志，衡器的出现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商贸活动的需要。生产力的发展与衡器的发展基本是一致的，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另外，传说秦始皇东巡时，在今文登城东山设台召集文人纵论天下大事、对其歌功颂德，说明当时威海地域文化已经相当发达，出现不少精英。文化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蔄山镇新权村秦权的出土，印证了秦汉时期威海经济的发达。（于书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