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马幼垣先生的大作《马吉芬与北洋海军》一文刊于《北洋海军研究》（第二辑）（1 ），复收入其文集《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马先生揭露马吉芬这位“大嘴巴”的一生，灼见迭出，广人耳目，增人新知。
在该文中，马先生有这样一句话：“马吉芬说朝鲜日本之旅后，李鸿章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春派他去英国接收订购的舰只。此事按马芬妮依家书写成的，简直语无伦次，满纸谎言。” （2 ）马先生的大意是，马吉芬叙说他1887年（光绪十三年）去英国接舰之事，错得离谱。对于此事的细节，由于我们看不到马吉芬家书的全部原件，我们尚无法判断究竟是马吉芬在其中说了谎，还是马芬妮编了故事。但对马先生大文中有这样几段文字，倒是值得我们注意。
1、“关键当在时间。有关家书谅写于1887年春夏之间。他听闻会派员赴欧接舰，但不知道接何舰，亦不明白清廷接舰的成规，更不清楚北洋海军那时已有些什么主要舰只……发信回家，把梦幻讲得口沫横飞。一年多以后，他果真随队往接舰，知道了真相。” （3 ）马先生的意思是，马吉芬赴欧，不是在1887年春夏间，而是“一年多以后”，所以他1887年春夏间所写的家书在撒谎。为什么不是1887年呢？马先生分析：“上述四舰当中，‘经远’和‘来远’建造较慢，1887年初才下水。清廷自不会旋即在该年春天就派员去接收。” （4 ）由此，马先生结论的斩钉截铁：“接舰的日期是光绪十四年春！” （5 ）
2、马先生大文注 16中认为，罗林森“……说‘致远’和‘靖远’是在1887年接收的，都是莫名其妙的错误。” （6 ）
3、“这次接收来华的是英制舰‘致远’和其姊妹舰‘靖远’。以及德制舰‘经远’和其姊妹舰‘来远’。它们一并抵华是1888年4月（光绪十四年三月）之事。马吉芬把事情说早了一年多。” （7 ）
显然，马先生认为，马吉芬等人往欧洲接“致远”等四舰，是在1888年春，而不是1887年；返华时间是1888年4月。
马吉芬是否一贯撒谎？在哪些事情上撒了谎？本文不拟代辩，相信马先生的那些揭发，自有三分道理。此处单就马先生上述三个话题，分别与马先生讨论一下。
二、马吉芬等何时去欧接“致远”等四舰的？
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二日（1887年3月26日），丁汝昌有一封致琅威理的函：
“前条陈各节，并由槟榔屿、锡兰惠寄两信，均已收到。兼谂行李初发时，途遇北风，船甚摇动，过香港当必随处稳渡。昨者悉阁下已抵欧洲。阖府当各平安为颂。……昨日带全军来威海。调度弁勇出洋之事，已奉中堂电谕：刘钦差来电，英两快船于中历四月廿后同时试行，闰月初华勇若到，即可过船云。图南本月初五日准来威海，该船到后赶即拨人过船开行。……” （8 ）
“中堂”即李鸿章，“刘钦差”即时任驻英使臣刘瑞芬（芝田），琅威理时任北洋水师副统领提督衔。丁汝昌于三月初一（3月25日）得知琅威理已抵欧的消息，而刘瑞芬告知“弁勇出洋”若闰四月初到英，“即可过船”。琅威理出洋，调拨弁勇，还要调度局船“图南”，这是怎么回事儿？这说的就是，马先生所提到的马吉芬往欧接舰的事情。这件事情，在琅威理去欧之前，即已展开部署。光绪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李鸿章致函驻德使臣许景澂（竹篔）、驻英使臣刘瑞芬：
“前商派弁目出洋带四船，已据禀咨复。顷丁、琅来津面商，琅威理欲明春假旋，令选管驾及弁目偕往分带，每船酌雇洋管轮二三人帮驾。二人大致定议，但须二月杪启程，势难早去。有琅统带，可放心。容另咨。” （9 ）
许景澂懂一点海军的事务，对李鸿章的这一决定有所顾虑：
“咸电系琅统四船偕行，华员分带办法，惟洋面各驶，统带不及照应。前公函拟专雇船主照管行驶一说，乞并饬议。” （10 ）
李鸿章对琅威理是信任的，故仍坚持前议：
“现议琅等先至英，再带管驾等往德，带船至英会齐偕行。仍由琅酌雇洋员在船照料行驶，不有船主名，似事权一。” （11 ）
还有使英大臣刘瑞芬的反应，与许景澂一样：
“咸电悉。英厂两船，明春告成，琅宜早来。惟每船添雇船主管驾较妥。百济雷艇已定议赶造。芬。歌酉。” （12 ）
许、刘皆有顾虑，李鸿章有些拿不定主意，复征询丁汝昌、琅威理的意见：
“刘钦差来电：英厂两船，明春二月告成，琅宜早来，每船添雇船主、管驾较妥。许电亦云，洋面各驶，统带不及照应，拟雇船主照管行驶，与前议华员管驾，洋弁帮驾，究可靠否？恐各厂主不敢保，固须另议妥章。速覆。” （13 ）
琅威理对自己和北洋水师官弁的技术有信心：
“琅谓华管驾可靠，再添雇西帮驾无误。另雇西管轮，则厂主机器可保。英两船如二月告成，应暂派数人看管，候德船成有的信，再饬起程，免弁兵多人在西久住糜费。乞转商许。” （14 ）
琅威理自可早去，而其他弁兵当然不必。只要时间大致合得上，他们可以稍后出发。相关之事大致议妥，琅威理打点行装，但候起程。同时，载兵弁的商船“图南”，也在调配之中 （15 ）。
德国政府为了与英国争夺在中国的军火市场，对于为清所造之“经远”、“来远”二舰非常重视，坚持“德船用德人” （16 ）。当琅威理在上海等候的时候，李鸿章通知他将来到德与许景澂商量办法。经琅威理与丁汝昌面商后，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前议禀定四新船雇用洋员，本拟管轮由各厂保荐，水师拟雇通英文语者于驾驶操练相宜。昨宪谕德船用德人，应遵办，惟每船机舱并舱面均不过八人，现议由北洋抽带德水师官二，管轮二，英管轮一。又派马吉芬去，因学生在一船可教习，回時沿途亦充一水师官，共抽六人去，可省六七千之谱。两厂雇人，须俟威理到厂考验后禀商钦差，再立合同，免多人数虚糜。” （17 ）
李鸿章同意了琅威理、丁汝昌的意见：
“由北洋现用洋弁内抽带六人，可省费六七千，自应照办。惟德弁宜排在德船，临时再由琅禀商钦差添雇。” （18 ）
至此，赴欧接舰团分成两组，琅威理一小组先行，邓世昌一大组后行。此时，马吉芬出现了，出现在邓世昌的大组里面。显然，原计划的接舰团中，尚无马吉芬。马吉芬的加入，其任务有二：1、去时，可在船训练弁勇；2、回程，充当一水师官。既有如此重要的使命，自当尽速通知马吉芬交卸原有业务，而准备出发。马芬妮说，马吉芬得知这个消息感到很意外。He had never dreamed he would be chosen to bring them back to China. （19 ）这倒可能是真实的；而马先生认为马吉芬“1887年春夏间”所写的家书，“是由耳闻变幻想，然后发为家信” （20 ）的，则显然非是！而且，马先生认定马吉芬在这次接舰团中“只是个边缘人物” （21 ），亦似有可商。
既然琅威理有信心，李鸿章亦赞同，许景澂无可如何，将信将疑地把这事儿同意下来，并将前后磋商的经过和自己的想法，报告了总理衙门：
“初五日外部总办芬必而克邀唔，言‘德厂承造两舰，闻中国现定英员与华管驾接带驶回，我毕相之意，以管驾与新船不习，恐不稳当。又德国商业每造英人嫉毁，今为英员接带，颇不愿意。已电巴使向总署商办，特为知照。’弟告以‘前因定远等舰经德员带回，在天津交收时，诸事刁难，我李相因此改计。现已接到来文，一切派定，恐不易商酌。’芬云：‘今日姑不详论，俟巴续有信来，再当邀商。’遂起相别，不识巴使已向衙门说过否？查新舰回华办法，去春与曾堂宪合函，以由我派员驾驶，及该厂包送二议，商诸李相。嗣于七月间，皆李相来咨：‘请与该厂订明包送。’旋于十月来电，改派琅威理为统带，选管带官分带四船，另雇洋帮驾、管轮数人。弟电陈华员分带 洋面各驶，统带不及照应，请用前公函中，专雇船主照管行驶之说。李相电覆：‘不有船主名，以一事权。’又刘芝翁知照，亦电请添雇船主。李相电覆，琅谓华管驾可靠等因。闻琅亦久于水师之员，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想必自有把握也。……” （22 ）
许函反映的英、德两国在对华军售上的竞争，清政府和李鸿章自不可等闲视之。琅威理出发后，为妥慎起见，李鸿章对许景澂的意见再作思量，就许景澄提出的问题向丁汝昌通知了解决的补充办法：
“德厂合同第十款，船主大副为伏厂合意者，该厂必保固船之料。又管轮一正二副，必归伏厂所荐。前禀由琅酌雇管轮帮驾，实与该厂合同不符。今德国家允代简择管轮帮驾，不愿英人搀越，应密瞩琅但居统船之名，不管德船雇员行海之事，亦可不担德船由德抵华之责成。其雇德员合同，或由许钦差与德国酌订。此意可用洋文密致琅知照。并谕林永升、邱宝仁沿途行驶，均听德员帮驾主意，免致中途有失，伏厂不认保固。德船限四月二十三、五月二十五日分期验收。许函谓弁兵四月初到德，可同往验看。” （23 ）
二月十五日，李鸿章向朝廷报告了琅威理出发的消息，以及整个接舰行动的计划：
“……窃臣于光绪十一年遵奉谕旨，电商出使大臣曾纪泽、许景澂，在英国阿摩士庄厂、德国伏耳铿厂订造快船各二号，迭经往返电商，照原订济远船式酌加增损，合于两国最新之式，命名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约今年春夏间工成来华。……此次造成之舰，自应援照超勇、扬威成案，派拨员役出洋接收驾驶回华，既无雇募资遣之烦，复得沿途练习之益。查有提督衔英员琅维理，现在北洋会同丁汝昌操练水师，精通船学，又与弁兵情谊相孚，堪以派充总理接船事宜；副将衔参将邓世昌，前随丁汝昌出洋充当管驾，情形熟悉，应令随同前往，凡关涉中国文报、银钱等事责令一手经理，兼管带第一号快船，偕同派定二、三、四号快船管驾官都司叶祖珪、林永升、守备邱寳仁及弁兵、舵水人等四百余员名，于二月杪由津起程。琅维理先于正月初搭船前往英、德两厂验视，并候邓世昌等四船弁兵乘坐招商局轮船于四月间抵英接收新船，琅维理仍带两船弁兵乘商局原船赴德一律验收，升换中国龙旗，在英会齐回华。一面兹会出使大臣刘瑞芬、许景澂，督同照料。……” （24 ）
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四位接舰的华管驾中，叶祖珪、林永升为第一届海军留英学生；邓世昌曾往英国接带“扬威”，邱寳仁曾往德国接带“定远”、“镇远”二铁甲舰。这就是前者琅威理拒用洋管驾的信心所在。
琅威理究何时起程的？还查不到切实的记载（25 ）。目前我们只能根据李鸿章的这份报告，大致确定为“正月初”。虽然我们尚无法查阅到琅威理等人出发的时间，但琅威理抵英的时间，却是确凿的。“琅昨抵英，已与唔商。” （26 ）这是刘瑞芬于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发给李鸿章的电报。“昨”者，即光绪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西历 1887年3月23日。
虽然琅威理已经到了欧洲，但还有大部分弁勇尚未出发。因为要合时间。
“许钦差电：来远月朔下水。琅请电丁军门，德船不能在合同期前齐备，请饬员役于西六月十五后到英云。图南已否定期开驶，到英德须久候，奈何！” （27 ）
许景澂是认真之人，但这一担心则不必，因为“图南”尚未上路。“定期开驶”之“期”，是要按照四舰中最后下水之“来远”的时间“月朔”（三月初一）来安排的。三月十六日（4月9日），丁汝昌致函琅威理：
“三月初二日由烟台发寄一书，计此时当已过新加坡矣。图南十二日到威海，所有应拨出洋名目，均照前与阁下所议办理。惟陈恩涛、刘冠雄，昨奉中堂来札云：出洋监督称，陈恩涛随测量船放洋学习，刘冠雄甫派枪炮船学习，若令遽归，前功尽弃，未免可惜等语。余念该二员既有心力学，当改派吴敬荣为靖远大副，林文彬为来远大副，一并前去。……队长一节，前阁下云出洋无需此人，兹每船派一巡查去。又，阁下当差前随罗哲士去旅……故又令夏先生当差，另觅一人随同前去，均望查照。图南明日起行，该船到英，致远、靖远换旗，及到德，经远、来远换旗等，均望电告。来远工程往随时请钦差催厂，早竣为幸。我军所购军械，应随图南带华者，均望费神查看，以期适用。余事有未及言者，均询邓营务处便知。” （28 ）
“图南明日起行”之“明日”，即光绪十三年三月十七日，也就是说，邓世昌率带的弁兵是西历1887年4月10日，自烟台起程的。而这组人中，显然包括了马吉芬。马先生说“清廷自不会旋即在该年春天就派员去接”后，又说“一年多以后，他（指马吉芬）果真随队往接舰”，两说皆错。
最后不能不指出的是，琅威理出发的时间，邓世昌、马吉芬等人抵英的时间，或许当时的欧文传媒会有所透露，但限于英文水平、搜索能力而未能检出，先此声明以避马先生之诮。愿有心、有力者于此留意，或马先生肯出手，则天下学人之幸甚矣！ （29 ）
三、何时接收的四舰，说1887年接收虽不够具体，如何就错得莫名其妙了？
琅威理是个勤勉之人，抵达欧洲之后，随即展开工作。琅威理在英、德间的活动，无法确知，只能从残档中寻觅踪迹。
“琅威理已往阿模士庄厂，查验新造两快船。据称，精坚合式。该船于四月二十日同时驶行，闰四月初旬，华勇即可上船。” （30 ）
刘瑞芬报告了琅威理在英验船的情况， （31 ）而琅威理与丁汝昌亦保持着联络，通报了自己的工作和下一步打算：
“接琅威理闰四月十八来函：致、靖五月初二、初四，经、来五月初十、廿五均可试轮。拟六月半四船齐集英泊士莫海口，令员弁游历练船各厂后，月六月廿三左右可展轮回华，并带一大雷艇来云。” （32 ）
查验完“致远”、“靖远”之后，琅威理随即赶往德国，与许景澂接洽：
四月“二十八日，琅威理偕哈克来哈，言经远工竣，闰四月十六日即西历六月初七日，琅拟五月初十日来验船。” （33 ）
而实际上的验船时间是，“经远（五月）廿八日试验，速率、炮位均佳。” （34 ）“来远（六月）初十试验，并佳。” （35 ）
对“经远”、“来远”二舰的试验经过，许景澄事后详细致函总理衙门：
“经远舰以二十六日在爱根弗尔特海口试验，为德海部测定海里之地，适以阴雨中止。二十八日覆试，计验得速率十五海里又十之四。验放大小炮位，每演八出，各用平度直线演放一次，查察船面，悉无损坏。是日有海部总办的脱里西司，汽机官格力士，司炮官蓋式尔三员在船，并借用炮手八名，一切办法均由洋员琅威理商定，始终监视。琅尤以耳台炮能直放为佳。”
“来远于月初十日试验，琅因在英有事，转委林永升、邱寳仁两管驾官办理。计速率十五海里半，演炮亦均合法，其试速率之法，先在海面以汽机全力行三点钟毕内，就一小时算明暗轮每秒最速转数，至测定海里处，照所算轮机转数，往复行四海里，扯算得之。现琅威理尚议于船上装配，就己意添改若干事，俟缮治完毕，即行开驶，计月内总可鼓轮东下矣。” （36 ）
验收完毕之后，“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正式加入大清海军的行列：
“伦敦刘大臣十四来电：两快船十三日升挂龙旗，升炮如礼。” （37 ）
许景澂的报告，较上述刘瑞芬的电报，详实生动，尽现当日接收舰船隆重热烈的空前盛况：
“六月二十九日奉布德字四十五号函，计已入察。经、来两舰诹吉六月二十二日收管换旗。是日伏厂会首斯鲁妥制送来远舰龙旗一面，士旦丁地方守吏咸集，弟率同诸员祭天后如礼。事毕，延德国官绅及该厂总办诸人在船设宴，以尽主谊。兹两舰于二十六日开至瑞纳门海口，已由英员琅威理饬知林、邱两管驾，定于月之初二晚，驶行至英之南海口，与致远、靖远二舰会齐。弟以收船之时，琅威理在英办公，不及来德，而经、来续议制备各件，绪繁时促，有须在英就购交楚者。尚拟赴英一行，与琅面唔，接洽一切，俾免后来轇轕。已与芝田廷尉订期初七日同赴朴次木特海口，俟料理事毕，即便观彼埠兵船炮台，以扩见闻也。至合同所载，保固工料一节，经与该厂总办迭次劝商，始允照原约承认。惟中国派员接带办法与前不同，特另函声明，沿途行驶，应与同类德船彼此比照，已另函承布矣。” （38 ）
至此，整个事情已经完全清楚。以悬升龙旗为标志，“致远”、“靖远”的接收时间是，光绪十三年六月十三日（1887年8月2日）；“经远”、“来远”的接收时间是，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1887年8月 11日）。
回头再看马先生大文，马先生称罗林森书“说‘致远’和‘靖远’是在1887年接收的”，“是莫名其妙的错误”，倒令我们真的莫名其妙！
更有趣的是，马先生在其大作注15里，再次祭起洋法宝，开列出四舰下水的时间，和“经远”、“来远”接收的时间：
“英制‘致远’舰的下水日期为1886年9月29日；‘靖远’1886年12月14日。德制的‘经远’和‘来远’推迟下水；前者1887年1月3日，后者1887年3月25日。以上数据见Comway1860-1905,pp.396-397。还有，中国代表团到1887年8月11日才接收‘经远’和‘来远’二舰，见China War Vessels,pp.40-42。” （39 ）
马先生掌握的这两本西人著述所给出的上述时间，无疑是对的。但更加令我们莫名其妙的是，马先生为何要在此搬起这块洋石头砸自己的脚！
四、四舰何时抵华，果真是1888年4月“一并抵华”的么？
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驻英使馆随员、员外郎衔工部主事余思诒（易斋）（40 ）接奉指令，被“派委到船，会同邓参将等，沿途妥为照料” （41 ）。
除派定余思詒随船之外，其他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中，许景澂、刘瑞芬、琅威理、邓世昌等为此紧张而忙碌着。据许景澂的报告：
“弟以初五日启行赴英，初六午后行抵伦敦。是日经、来二舰以傍晚驶达朴次木特海口。初八日偕芝田廷尉驶抵海壖，与琅威理唔论一切，其为经、来在英购置图书等物，均为核价算清楚。伏厂另允换购新式备锚，到英运交，亦据该管驾报明查收。其余添改各事，凡紧要应办者，皆查与原议符合。琅意初欲自亚丁迳赴新加坡，经弟以行海至旬外之久，人力机力皆苦太劳，宜绕锡兰为便。琅已允从。其驶行部勒各船，每点钟约行十或十一海里，四舰分为两行。每船相距四百迈当，有风浪时相距八百迈当。其大雷艇归来远拖带，相距约二百八十迈当，布置均为妥洽。” （42 ）
同时，四舰也分别起锚，向出发港朴茨茅斯（即许景澂笔下的“朴次木特”，丁汝昌笔下是“泊士莫”，余思詒笔下的“抱士穆德”）汇合：
“七月初二日丁巳，知致远、靖远由纽卡司启轮。……初五日庚申处暑节，知致、靖两舰拖带雅樂厂承造之鱼雷艇于初四日酉刻抵抱士穆德。酉刻，出使德法奥义和比国大臣许由德抵英，参赞管庆常从。初六日，知经远、来远于本日午正抵抱士穆德。” （43 ）
四舰停泊朴茨茅斯海口待发期间，还有一小插曲。光绪十三年七月十五日（1987年9月2日），赫德的驻英代理人金登干致函赫德：上星期日，“琅威理对我说，阿姆斯特朗厂答应了他提出的一切要求，而伏尔铿厂没有做到他提出的任何事情” （44 ）。
这是金登干得知四舰将要出发的消息，而琅威理抵英至今一直未理会他，金忍不住，自己跑去看琅，而琅对其不冷不热，甚至托词离开。金只得尴尬地自己上船看了一下。赫德、金登干为未能插手购舰之事尚悻悻然，而金这番话显然是在给赫德夸大其词。
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拔锚起航。光绪七年（1881年），丁汝昌、邓世昌等往英接带“超勇”、“扬威”，有池仲祐（滋铿）随行。池仲祐乃一好弄文墨之人，一本《西行日记》，整个行程清楚明了。这次没有了池仲祐，使琅威理、邓世昌等人前往欧洲接舰的行程变得扑朔迷离；所幸，回华的行程中，有了这位余思詒。整个回华的过程，余思詒的《楼船日记》（《航海琐记》），巨细兼备，为我们考察“四舰”回华提供了方便。不必赘言，抄录如次。
“十一日……是日浪大仍不能往各船。因与学生等咨访行船各事。附录四船官弁：致远管驾营务处副将衔邓参将世昌、大副陈金揆、学生薛振声、郑纶、黄乃模、巡查刘东山；靖远管驾叶都司祖珪、大副刘冠雄、学生温朝仪、祁凤仪、洪桐书，总理接船事宜洋员提督衔琅威理、总理大副吴京荣、翻译洋员夏立士在其船；经远管驾林都司永升、大副林文彬、学生韩锦、陈京荣、张浩；来远管驾邱守备宝仁、大副陈玉书、学生谢葆璋、蔡灏元、梁汝辉，鱼雷艇派此船拖带。” （45 ）
“十六日……记琅总理所开海程计日单：由抱士穆德至直布罗陀五天，住二天。由直至波寨八天，住一天。由波至苏以士二天。由苏至亚丁七天，住二天。由亚至科郎埠七天，住三天。由科至新嘉坡七天，住四天。由坡至香港七天，住五天。由港至烟台六天，住二天。由烟至天津一天。总约七十二天可以抵津。今日闻二十一日可以启程，是十月初可以驶至津沽矣。”（46 ）
“十九日……总理船务洋员琅威理传令，二十一日早开。二十一日……辰刻，起锚力猛而链断约计二十丈，派学生驾驶舢板寻锚。……二十五日……寅初起火，预备起椗。午刻，总理旗传未初起椗。未正开行，靖远、经远为一队，致远、来远为一队，鱼雷艇则责来远拖之，成单鱼贯阵出抱士穆德海口，向南行。……” （47 ）
八月“二十八日……自昨至今行红海一百五十一海里。寅正，成单鱼贯阵。辰初，改双雁行阵，进亚丁澳，按阵下椗。……晚演电光灯，来远光足，致远光聚，而靖远光紫，经远光散而大。亥正停止。洋大副马吉芬，美国水师官，博学士也，曾充天津水师学堂教习。据云，英人得亚丁于今五十年耳。……” （48 ）
马先生认为，“有关事情的零碎性质正可证明马吉芬在接舰团中的地位的低微。” （49 ）这话大有可商。前面说过，马吉芬此行的任务之一，是回程时“充一水师官”，事实上担任“致远”舰洋大副。而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88年6月6日），李鸿章上《驾驶快船回华保奖折》附录的为“接带四快船回华出力洋员”请奖名单中，“四等宝星马吉芬”被“请赏给四品顶戴”（50 ）。这样的地位，似不能以“低微”视之，除非刻意贬损马吉芬。
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午正，行广东洋一百零二海里”。“十四日……午正行广东洋九十四海里。……近晚抵香港口外九龙关下下椗。” “十五日辰初……，进口寄椗香港对面油麻地之滨。各船相距五十码。时得丁军门电知，奉北洋大臣李谕令，新船在厦门过冬。” “二十日卯刻……登致远船，适瑯总理奉丁军门函促赴厦门。于是，船中佥欣欣相告云：统领在厦门，吾辈不日见吾统领矣。” “二十五日……巳正，出香港。” （51 ）
十月“二十六日……是日，风小浪大，向北偏东行。辰正，距厦门九十海里。午正，距厦门四十八海里。申正，过东定灯塔，改鱼贯阵。酉初三十分，进金门岸上，鸣炮三响，金门口内接鸣三响，知将抵厦门。遥见北洋各船挂彩旗，继闻定远舰中军乐迭奏。是时，停泊在厦门者，定远、镇远、济远、超勇、扬威、康济、威远七舰，又南洋之琛航一艘。时交酉正，各舰下椗之后，瑯总理令放舢艇，各船皆放舢艇。遥见丁军门从定远入舢艇，鼓棹来迎。瑯总理及四船管带急入舢艇往迎。” （52 ）
琅威理率带四舰与丁汝昌会师厦门，正式入编北洋舰队。开春之后，四舰同舰队北上。光绪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己卯（1888年3月9日），李鸿章报告朝廷，准备亲自检验：
“新购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快船，于上年十月杪驶抵厦门，业饬统领北洋水师丁汝昌前往，合同洋员琅威理验收，即在该处过冬。北洋解到以后，该四船归队操巡。现由旅顺调至大沽口。臣应亲往察验船身、炮位及机器马力等项，驶行里数，以重利器。拟将诸务略为部署，即亲同水陆营务处津海关道周馥等出海验驶，并顺赴旅顺口、大连湾、山东之威海卫各防所，查看船坞炮台工程形势，与将领筹布一切。……” （53 ）
北洋舰队已经回到旅顺口海军基地，在李鸿章看来，接舰之事已告一段落（54 ）。二月十九日，李鸿章向朝廷提交了一份总结性的报告：
“窃前在英德船厂订造快船四号，英厂两号，名致远、靖远，德厂两号，名经远、来远，约定光绪十三年春夏间工成，经臣奏明饬派英员提督衔琅威理于十三年正月初先往英德两厂验视，并派管带官邓世昌等带同弁兵于二月杪由津出洋，会同琅威理接收驾驶来华。因远涉重洋数万里，沿途又须操练，派往官弁不敷，每船须商雇精于管轮驾驶西员八名帮同管驾，以昭慎重，随摺声明在案。
旋据琅威理节次电报，四快船已接收起程，核计十月间未能驶抵大沽海口，其时北洋封冻，当饬在厦门海口操练过冬，并派统领水师总兵丁汝昌所部各船前往厦门会同琅威理逐一验收，将随来西员除酌留外，先行分别遣回，以免久候糜费。……嗣据丁汝昌禀称；抵厦后，十月杪四船亦到，会同琅威理验明各船，与原订合同相符。……计四船共酌留洋员十三名，馀皆遣撤回国。……” （55 ）
回头还是再看余思詒的《楼船日记》：
“光绪十四年三月十五日，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新船与北洋海军各兵舰同阵驶抵天津大沽口沙外下椗。” （56 ）
三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周馥等人按照原定计划，由天津“起程，次日出大沽口，……于四月初六日回津” （57 ）。
上列已经再清晰不过了。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三日（1887年11月27），四舰到达“广东洋”；十四日（28日），“近晚抵香港口外九龙关”；十五日（29日），“寄椗香港对面油麻地之滨”；十月二十六日（12月10日），抵厦门；光绪十四年开春，北洋舰队即北上旅顺（58 ）；三月十五日（1888年4月25日），抵大沽。
马先生说“致远”四舰“一并抵华是1888年4月（光绪十四年三月）之事”，那么其他时间该怎么算？
五、多余的话
按本篇罗列史料的结果，马先生关于四舰来华过程中的三个时间点全都给弄错了，已不必费辞。但按照八股文的要求，还得来个结语，那就再啰嗦几句做个收场，虽非本篇讨论的主题但亦有关系。
马先生说“马吉芬是说谎大王，编起故事，不计老本。” （59）那么，马芬妮不会编故事么？马吉芬归国后，“其英雄形象不断为传媒所渲染”，而“马吉芬死后，声誉益隆” （60 ）。有这样一个名角可依托，马芬妮难道不会借马吉芬之口，讲述马芬妮自己搜集、编撰的故事，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以广自书销路？
“马芬妮是著作等身的盛名儿童文学作家。” （61 ）既已“盛名”，似亦不必借光马吉芬。但小说家编故事是分内之事，甚至更加的“不计老本”。“马芬妮书并不是详释史源的学术著述”，马先生推断其“所据资料” “必取自马吉芬手”（62 ）。即如马先生所言，但马芬妮之书仍不是出自“马吉芬之手”。马芬妮写得再逼真，她笔下之物仍不能算是马吉芬自传。马芬妮试图为先人立传，写一本“替马吉芬表扬之书”，但“她于中国研究为门外汉”，却要讲述与中国大有关系的故事，错误在所难免。马芬妮之书，1968年美国出版，已过去40多年，幸而不是什么独得之物。该书虽大段引用了马吉芬的几封家书，但总的说来，只是历史小说，连人物传记的层次也达不到。对这样一本书中讲述的故事，又岂可当真？除非脑袋进水，又有谁会把《水浒传》里的故事当做史料来运用？
马先生认为，“马芬妮书失误之处，恒与马吉芬之性格有关”，“书中所记诸事必悉据马吉芬的家书和留下的文件” （63 ）。从这样的判断出发，马先生把马芬妮“原意为替马吉芬表扬之书”当成“控告他的证据”。如此的研究方法，似乎与马先生一贯的坚持相悖逆（64 ）。
马先生告诉过读者：“治史不可说超越材料容许的话。” “治史不外求真理，切忌涉及个人喜恶。树起大招牌要证明甚么方做研究，很容易弄出似是而非的结论来。” （65 ）实际上，马先生对于“致远”四舰来华过程的误判，导因在于其逢北洋海军（甚至于中国海军）必骂。而马吉芬之不幸遭詈，源即在此。
马先生说：“凡是不能核实之事，马吉芬所言只能姑妄听之。”（66 ）稍作修改似乎更接近真理：凡是不能核实之事，马芬妮所言只能姑妄听之。而批评马吉芬，还是应当以马吉芬家书的原稿为据（67 ）。否则，以错攻错，错更甚焉！
注：
（1） 戚俊杰等：《北洋海军研究》（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35~458页。
（2） 马幼垣：《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6月版，第238页。
（3） 《靖海澄疆》，第241页。
（4） 《靖海澄疆》，第240页。
（5） 《靖海澄疆》，第251页。
（6） 《靖海澄疆》，第240页。
（7） 《靖海澄疆》，第240页。
（8） 《致琅威理书》（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二日），《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74页。
（9） 《寄驻德英许刘二使》（光绪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未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738页。
李鸿章《四快船到华酌定饷章折》（光学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称：“每船须商雇精于管轮、驾驶西员八名，……计四船共酌留洋员十三名”。《李鸿章全集》（1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356~357页。
李鸿章《驾驶快船回华保奖折》（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称：“此次系快船四号，派往员弁水勇五百余名。”其附录的保奖人员名单中，华员52名；洋员“共十七员”。前引書，第394~396页。惟保奖华员中，有附保人员，见《丁汝昌集》第91、96页。
李鸿章《甘肇功等从优议恤片》（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称：“先后在洋病故”者计“二十四员名”。前引書，第396页。
（10） 《许使来电》（光绪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巳刻到），《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739页。
（11） 《寄柏林许使》（光绪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未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739页。
（12） 《刘使来电》（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未刻到），《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740页。
（13） 《寄旅顺交水师统领丁镇》（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740页。
（14） 《寄伦敦刘使》（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742页。
（15） “图南”的调用安排，见《李鸿章全集•电稿》（1），第759、801、828页。
（16） 参见施丢克尔著、乔松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与德国》，三联书店，1963年7月版，第257~270页。
（17） 《丁镇等由吴淞来电》（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申刻到），《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765~766、812页。鱼雷教习福来舍因妇病重送归德国，亦随船返华。
（18） 《复丁琅两提督》（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766页。
（19） Lee McGiffin:Yankee of the yalu—philo norton mcgiffin,american captain in the chinese navy(1885-1895),E.P. Dutton & company ,1968,pp90.
（20） 《靖海澄疆》，第241页。
（21） 《靖海澄疆》，第241页。
（22） 《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三年正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第383~384页。
（23） 《寄吴淞交北洋水师统领丁》（光绪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790页。
（24） 《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三），第37~38页。
“四百余员名”，不是确数；回华时则为“致远”147名、“靖远”、“经远”、“来远”均为146名。见《洋务运动》（三），第116~117页。
（25） “提督衔洋员琅维理带同翻译夏士立先行出洋”。《洋务运动》（三），第115页。是否仅此二人，抑还有“华当差”，亦难详。
（26） 《伦敦刘使来电》（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未刻到），《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798页。
（27） 《烟台盛道速寄水师丁统领》（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801页。
（28） 《致琅威理》（光绪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丁汝昌集》，第76页。“夏先生”，即夏立士。
（29） 其实，对北洋海军的军中洋员事迹的勾稽，若马先生肯于出手，也同样将会是一个崭新的局面。
（30） 《驻伦敦刘使来电》（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午刻到），《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800页。
（31） 除验船之外，刘瑞芬还于光绪十三年四月初六日，“偕马清臣、琅威理往斯丹斐尔德阅看试演活船坞。”见刘瑞芬《西轺记略》，光绪二十年印本。
（32） 《丁镇由威海来电》（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一日亥刻到），《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837页。
（33） 《许文肃公遗集•日记》，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935页。
（34） 《柏林许使来电》（光绪十三年六月初六日申刻到），《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838页。
（35） 《柏林许使来电》（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巳刻到），《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841页。
（36） 《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三年六月），《洋务运动》（三），第385页。
（37） 《寄海军衙门》（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843页。又可见刘瑞芬《西轺记略》：“六月初九日，晴。辰刻，偕伯行赴江边观验靖远快船，坚致精利，可称御敌干城。”
（38） 《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三年七月），《洋务运动》（三），第385~386页。
（39） 《靖海澄疆》，第240页。
（40） 鸦片战争期间署理广州知府余保纯（冰怀）之孙。
（41） 余思詒：《航海琐记》，中国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2月版，第260页。
（42） 《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三年七月），《洋务运动》（三），第386页。
（43） 《航海琐记》，第260页。
（44） 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4），中华书局，1992年6月版，第628~629页。
（45） 《航海琐记》第265页。“吴京荣”，为吴敬荣之误；“陈京荣”，当为陈京莹之误。
（46） 《航海琐记》，第269~270页。
（47） 《航海琐记》，第272、277页。
（48） 《航海琐记》，第307~308页。
（49） 《靖海澄疆》，第241页。
（50） 《李鸿章全集》（1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394~396页。
安教版《李鸿章全集》中录入《驾驶回华保奖折》（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时，比之旧版恢复增加了奏折附录的两份保奖人员名单。在这份17名洋员请奖名单中，我们常见的琅威理、福来舍、马吉芬、波芾士、华甫曼、哈卜们等洋员赫然在目。笔者撰写《哈卜们事迹辑略》（刊于《大连近代史研究》第5卷）一文时，新版《李鸿章全集》尚未面世。而及至拙文辑入《北洋海军研究探微》时，虽有增修，仍未能及时补入这份史料，留下了巨憾！
（51） 《航海琐记》，第351、355、356、360、361页。
（52） 《航海琐记》，第364页。
（53） 《光绪朝东华录》（三），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第29页。
（54） 期间，台湾巡抚刘铭传以四舰购买初衷为台防，要求四舰归台，为朝廷驳回。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809~811页；《刘铭传文集》，黄山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86页。
（55） 《光绪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三），第55页。
这里有一不得不说的事儿。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91，164页中光绪十四年“二月十九日辛丑（3.31）”条：“李鸿章奏丁汝昌验收新购军舰情形。各船与原订合同相符。‘致远’、‘靖远’长250英尺……派林鸣埙、张启正、陈和庆建造。‘经远’、‘来远’长82米……派曾宗瀛、裘国安、黄戴建造。”注明的史源，为“《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62”。该“《李文忠公全书》”已经有不同版本的影印本出版，翻查起来很容易，但在这个奏稿“卷62”里却要命也找不到上述内容。难道是“全书”未收而得自另处？翻《东华录》、硃批奏摺、上谕档、德宗实录，等等，还是没有，令笔者大伤脑筋。原来这是作者硬塞给李鸿章的！这部分内容当然是很珍贵的，也是其来有自的（池仲祐）。惟注明史源，乃为方便读者按图索骥，但这般处理，非但不能益读者，反而凭空为读者添置了麻烦。“日志”、“编年”的制作，费时耗力，或为便己，或为便人，都是一桩难得的好事儿。马幼垣先生曾指出姜鸣先生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无注明史源之失，而揄扬这本“编年”事事给明史源。孰料，如此注明史源，竟收误导读者之效！
（56） 《航海琐记》，第374页。
（57） 《洋务运动》（三），第57页。又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950、960页。
（58） 这一过程的细节，未能检出。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二日，丁汝昌致信琅威理：“余在沪本定二月初一日开船，因正月卅日即起大风并雨，至二月初五始展轮北来，过威海、烟台、旅顺，至十四日始到津。”又，光绪十五年三月初六日，丁汝昌致函福建船政大臣裴荫森：“新正由闽起程直抵歇浦，勾当快船进坞，住将一月始归北洋。昨来津谒相……。”（《丁汝昌集》，第76、107页）此次北洋舰队谅亦不外于此。
（59） 《靖海澄疆》，第240页。
（60） 《靖海澄疆》，第243页。
（61） 《靖海澄疆》，第237页。
（62） 《靖海澄疆》，第242页。
（63） 《靖海澄疆》，第236、237页。
（64） 詹天佑之长婿王金职曾为岳翁撰写了十分详实的传记，但“王金职与詹天佑关系再密切，他笔下所写仍不能算是自传”。《靖海澄疆》，第103~105页。
（65） 《靖海澄疆》，第113、114页。
（66） 《靖海澄疆》，第241页。
（67） 马吉芬在“蒙诺嘉斯”养伤、与沈威廉会面等事，被马幼垣先生指控为谎言，似亦有可商。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待另文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