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中的威海（55） | 治学大家毕以珣

毕以珣（1757—1836），字东美，又名为毕以田、毕亨，威海文登河北村人，著名的经学家。他一生虽然在仕途上失意，却并未颓废，一直进行学术研究，著述颇丰。《九水山房文存》与《孙子叙录》为其主要代表作，另外还有《经训杂记》《古文尚书经传释疑》《新刻十三经叙录》《东昌府志》等。在中国史上的经学家中，他占有重要的地位。

毕以珣出身于官宦书香之家，祖父毕宿焘为文登进士，父亲毕所辑曾任四库馆誊录。珣字本指美玉，从名字中就可见长辈对其充满着无限期待。他自幼聪颖异常，爱好钻研训诂之学，尤喜研读《尚书》。看到儿子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爱好，其父毕所辑不禁喜上眉梢，决心对其好好进行栽培。

由于在四库馆任职，毕所辑与当时主持编纂《四库全书》的戴震熟识了起来。戴震可不是一般人，他是清朝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思想家。他一生虽只活了55岁，但是知识广博、涉猎广泛，著作甚多。戴震参加科举考试一直不顺，但这掩盖不了他横溢的才华。他被多地聘请修志。乾隆年间，《四库全书》进行修订中，朝廷重臣于敏之为四库全书馆的正总裁，他听从总纂官纪昀等的建议，向乾隆推荐了戴震，于是戴震就成了四库馆的纂修官。

守着这样的名儒，毕所辑怎能不采取点行动？他赶紧向戴震介绍自己的儿子，言辞恳切，希望能让儿子从师于他。戴震已收过四个徒弟了，见毕所辑所言发自肺腑，乃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殷殷期望，就有些心动。再一见毕以珣这孩子，绝对的聪明啊，是个好苗子。于是，毕以珣有幸成为戴震的第五个徒弟。

千里马虽有，但得遇到伯乐才能发光发热。毕以珣拜师后，戴震使出浑身绝学，倾囊相授。毕以珣既聪慧又勤奋，很快在群经典籍、天文地理、音韵古训方面都有深究。得到戴震的点拨，这对毕以珣后来的学识与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就这样学了四年后，毕以珣辞别恩师还家。1777年，戴震去世，毕以珣与戴震的师生缘就此结束。

毕以珣的出身很好，他的祖父、叔祖父、叔祖父的儿子、他的父亲等一大家子人都身居官场。耳濡目染，周围的环境对毕以珣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一心想踏上仕途。

于是，他一边研究学问，一边不忘练习八股文。他学识渊博，想来应试也是驾轻就熟的，但是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竟然没考中。他志在必取，却应声落败，这对他不能不算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不过毕以珣这人有韧劲，这次考不上还有以后，大不了一切从头再来。他就这么信心满满地再次参加考试，却依然再次名落孙山。他觉得是自己的名字不吉，就改名毕以田。就这么考来考去的，结果一下子就折腾到了嘉庆十二年（1807），那年他已50岁，头发都白了，不过在乡试中好歹中了个举人。但接下来参加会试，他又一路溃败，连旁人也无不为之嗟叹。

毕以珣认为改名能够转运，于是在将近60岁时他再次更名，改为毕亨，取其“仕途亨通”之意。然而人的命运又岂是一个名字能左右的？毕以珣终究还是一生未能考中进士，不能不算是一种遗憾。

官运不济，他只能继续用教书、研究学问来打发时日。不过清政府当时很懂得收拢人心，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怀柔政策。特别是乾隆时期，规定参加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选其中的一等任为知县。就因为大挑一等，在道光七年（1827）毕以珣成为江西安义县知县，此时他已白发苍苍，年届70了。后来补崇义县知县。其实就毕以珣的能力来讲，做官造福方是胸有成竹的。

别看毕以珣老来才得以为官，还是个绿豆粒大的小官，他在任职上却尽职尽责，表现出了一个为官者的清廉与铮铮铁骨。

古代贪官居多，素有“官官相护”之说，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然而毕以珣却反其道而行。毕以珣成了安义县的父母官后，适时朝廷大赦天下囚犯。在当地，有一个把自己兄弟杀了的恶人，看到朝廷赦令，就赶紧贿赂知府，求他帮忙赦免自己。知府得了好处，自然就要网开一面。本为一奶同胞，犯人却痛下杀手，是可忍孰不可忍。毕以珣怒不可遏，据理陈词：“不念鞠子哀，泯乱伦彝，刑兹无赦。”如果放过如此违背人伦道德之人，天下人岂不是会对官府失望？毕以珣坚决不松口，知府勃然大怒，准备奏疏一封上报朝廷，要弹劾毕以珣。

说来也巧，当时任工部侍郎的程恩泽路过安义县。程恩泽这人官职虽高，但相当正义，要不怎么能与阮元同为嘉庆、道光间的儒林之首呢。他这人才高八斗，还特别惜才。他对毕以珣的评价很高，他不忍看一个忠于职守的清官为奸臣迫害，于是就插手了此事，最后案子得以顺利解决，毕以珣也最终安然无恙。清代人陆以有篇文章《泠庐杂记》，非常翔实地记录了此事。

毕以珣后来又任崇义县令。不管在哪里为官，他都把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自己却一直两袖清风，终因劳累过度，80岁卒于任上。百姓们十分爱戴他，得知他的不幸去世，都悲痛万分。

毕以珣为官时间不长，一生时间大多在孜孜不倦地学习、钻研、教学、著述中。

师从戴震，夯实了他的经学基础。然而他不满足于现状，学习更加刻苦。当他辞师返乡后，得知当时光禄大夫于涟的孙子住在文城内，家中拥有万卷藏书，就登门拜访，如鱼饮水，疯狂地进行阅览，他的知识也因此变得日益广博。他不只是单纯地阅读，还记录下自己的思考，形成专门的论述。在音韵学与训诂正义方面，他的见解非常独到，为当时人所称道。

毕以珣研究学问，始终以恩师为宗，并将戴学发扬下去。他考证了《古文尚书》，旁征博引，眼光独到。毕以珣对《周易》进行了深刻研究，孙星衍的《尚书古今文注疏》和《周易集解》中就引用了他的不少研究成果。毕以珣对音韵学也进行了研究，可惜因没有财力支撑，没能出版，只以手抄本的形式传了下来。音韵学家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就引用了他著作中的许多论述。

毕以珣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孙子叙录》，他将散佚于各处的有关《孙子兵法》的兵家之言集大成者，一一援引，并考证其真伪。对于为何最初的《孙子兵法》为13篇，而后来的却为82篇，他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人们从《孙子叙录》中，可以了解春秋时期吴国的军事思想与政治面貌，它为人们探究吴越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因此，《孙子叙录》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清代孙星衍编著的《孙子十家注》，开篇即全文采用毕以珣的《孙子叙录》，然后才是十家注，可见其在孙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毕以珣虽仕途不顺，但一生治学严谨，硕果累累。他不仅自己勤于著述，还躬身教学。嘉庆初年，他在东昌府进行讲学，还以国子监生德身份在东郡启文书院进行主讲。当时他虽为布衣，然而那些“合郡缙绅无一敢言诮者”。毕以珣的学术，应归属于孙星衍创立的“渊如学派”，穷经据典，涉猎甚多。此流派的名儒，都才识渊博，著作颇丰。他们不重虚名，颇有大家风范。

毕以珣以自己的学识与耿直的人格，赢得了美誉。他在学术研究上的造诣，即使放在今天，也无几人可与之匹敌。他的《九水山房文存》两卷，在北京、天津与山东的图书馆，皆有收藏。      （于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