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七子并不是杜撰出来的,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七人个个身怀远志,皆成一代宗师。其中,丘处机是最鲜活最生动的一个。
丘处机是栖霞人,因为曾在昆嵛山的文登境内活动过,所以他的人生历程与威海也是有极深渊源的。他生于1148年,在全真七子中,年龄倒数第二,只比郝大通大1岁。
他小时候极为不幸,父母双亲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这让他陷入了孤苦无助的境地中。好在他有着不同一般的意志力与顽强的生存适应力,在艰难的境况中长大。
或许是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快乐与希望,他童年时就有着要经过修炼得道的梦想。他只身栖身在村北的一座山上,过着他后来形容的“顶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饮松风”的生活。为了磨砺坚韧不拔的意力,他曾把一枚铜钱一遍遍从山上扔到山下远处的草丛中,再一次次去寻找。
一个有心人,只要他执着于一事一念之上,他定会在某个点上、某个行当里有所作为。一心向道的丘处机在老家听说昆嵛山那里有些道观,也有修为较高的人,于是他在19岁那年一路向东出家开始正式求道了。
也是机缘巧合,他到了昆嵛山后先是结识了牟平人马钰。这位他后来的大师兄对他很是照顾,也正是通过马钰他在20岁那年有幸认识了王重阳,并拜其为师,自此才开始了他真正的道教人生。
原来的他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更不会作诗。他的恩师王重阳亲自教他识字看书作诗。因为他天资聪慧、灵性十足、记忆非凡,一点就通,所以后来在文学上,尤其是诗作上水平极高。王重阳为他取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让他掌管往来书函,为他设计了后来的人生之路。可以说,没有重阳大师,就没有他人生的辉煌。
在昆嵛山附近的牟平与文登修行两年之后,1170年,王重阳带着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与丘处机四大弟子一路西行到开封,那里是当时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太一教的萧抱珍就曾在此扎根,并得到金朝的支持。讲究苦修的王重阳到了开封后未去求助太一教,而是让弟子们去街上以乞讨为生,可不久他因病重而去世。四弟子见师父仙世,自是悲痛欲绝,他们依照恩师的遗言,把其遗体送回陕西终南山刘蒋村安葬。
把王重阳安葬后,马谭刘丘四大弟子又依照古训在那里守孝三年,之后四人各自行走一处,自寻修道传教之地。
在与马谭刘三位师兄分别后,丘处机只身到了陕西宝鸡东南、当年被称为姜太公垂钓的地方(磻溪)修炼。他开凿了长春洞,在此苦修六载。他在那个地方,每天披着蓑衣乞讨一食,当地百姓都称他为“蓑衣先生”。
六年的清修之苦,他本人有诗为证:“秋风忽起雨天凉,木叶萧竦草渐黄。褐衲悬鸦唯缺补,芒鞋伏兔不能狂。有身易着饥寒苦,无福难逃日月长。但愿诸公怀恻隐,扶持同步入仙乡。”
虽是清苦,他亦是苦中作乐,在青山绿水间享有他类似田园式的自由、快乐、恬淡生活。他的《磻溪集》中有不少诗是写他的悠然自得的生活的,如:“三竿红日眠犹在,十里青山坐对闲。不觉人来幽圃外,时惊犬吠百云间。无心自得成长往,了一何须问大还。”另一首《山居》是这样表述自己心境的:“不怨青山自采樵,山中别有好清标。幽居山室仙乡近,不假环墙世事遥。饮食高呼山外鹤,摩云仰看峡中雕。”在他的感受中,他独自在那异乡修行,虽是幽居山室,然已是靠近“仙乡”了。
不久,他又去了陕西陇州龙门山,在此隐修了七年。马钰自终南山要返回胶东时,就把他招去,让他全面主持陕西一带的全真教事务。这个时候,丘处机的名声大振,传至金朝那里。金世宗曾两度接见他。丘处机向金世宗宣讲了全真教的教义,剖析天人之理,得到金国统治者的重视。
大师兄马钰在传道方面比较重视民间的力量,他的活动足迹也多在乡间百姓中。他认为,要让全真教传播开来,必须从基层做起,做踏踏实实的具体而细致的工作,让普通民众都去真正地信仰;而丘处机则将眼光投放在上层,在他看来,在那样混乱动荡的社会境况中,作为一个传教者,如果得不到统治者的支持,或者说若是被最高执权者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的话,那么自己所从事的这教派不但无法发展壮大,还有可能随时面临被取缔、被摧毁的危险。
基于这样的考虑,丘处机很善于同各级别的掌权者往来,尽可能与他们搞好关系,以自己的天才说教博得那些人的好感与支持。所以,不管是在胶东,还是在其他地区,他既与地方的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也能与金国及后来的蒙古统治集团融洽相处,还得到好评与重视,甚至被重用。这是他的政治视野与大格局眼界所决定的,也只有他这样具有政治智慧的人才能以超越宗教的目光凝视着更为高远的地方,做出正确的判断,走着不同一般的路径,最终产生非凡的影响力。
1191年,丘处机停止了陕西一带的活动,回到了故乡栖霞,以三年之期修建了一座名叫滨都宫的道观,很是宏伟。1206年,他到了宁海,在马钰的故居修建了玄都宫。之后,他去了崂山一带游览,并写了大量的诗作,对那里的全真教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丘处机一生中可能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当是他与铁木真的会见吧!那是1220年正月十八日,他率十八弟子,在蒙古护兵的保护下,从莱州昊天观起程,开始北上。一路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在到达贝尔湖时先见到铁木真的四弟达斡原后,又转而西进,经天山,到吐鲁番北,又越过今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地界后,到了阿富汗库尔勒城北,终于见到了“一代天骄”。
丘处机以古稀之年,历时两年四个月,克服无数难以想象的困境,才完成了这次的历史性会面。他与成吉思汗共有三次长谈,或者说是三次论道。关于这几次论道,耶律楚材在他编著的《玄风庆会录》里面都有记载。
概括地讲,丘处机与成吉思汗所谈的内容主要是四点:一是全真教的基本原理;二是劝成吉思汗要外修阴德,内固精神;三是敦请蒙古人减免山东、河北一带的赋税,使百姓能安居乐业;四是劝成吉思汗要戒杀,在蒙古人中推行孝道。丘陵处机的劝告有作用吗?从历史上看作用不大。蒙古铁骑所到之处,大开杀戒,到处血流成河,引发了世界性的“黄祸论”。成吉思汗虽尊称丘处机为“神仙”,那不过是为了他的统治需要,是要这样的高人指点健康养生方面的知识,以使自己多活几年。
1223年,丘陵处机东归,成吉思汗特令其“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免去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与赋税。1224年,丘处机到了燕京,住在大天长观,此观后改为长春宫,成为全真教的活动中心,而丘处机也自然成为道教的风云人物。
1227年,80岁的丘处机仙逝。他是全真七子中最长寿的一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
(鞠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