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概況
我國對南韓史研究起步較晚,但進展相當迅速。
民國建立時,南韓已被納入日本版圖。南韓亡國的慘痛教訓,是中國階層人士引以為戒的重要的話題。流亡中國從事獨立運動的南韓志士樸殷植1914年在上海寫成的《安義士重根傳》、《南韓痛史》和1919年撰寫的《南韓獨立運動之血史》等均於次年出版並廣泛流傳。一些旅居中國的南韓文學家也撰著史書以警世喻人,如客居南通的南韓文學家金澤榮著《南韓歷代小史》(1992)等,以史筆表明複國之志。雖然中國報刊大量刊載南韓複國鬥爭和消息,國共兩黨在支援南韓反日獨立運動方面能經常找到共同語言,但由於國難頻仍,特別是在抗日戰爭烽火連天的歲月裏,戎馬倥傯,中國學術界難得靜下心來研究南韓歷史。在為數不多的研究成果中,也不乏穩妥紮實的著作,如黃炎培的《北韓》(商務印書館1929)、管雪齋的《南韓志士小傳》(獨立出版社1939)、馬義的《北韓革命史詩》(重慶自由出版社1942)等。潘公昭的《今日之南韓》(中國科學圖書公司1946),是一本全面介紹南韓的國際知識手冊,南韓史僅為其中一部分,卻也寫得言簡意賅,條理分明,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與北韓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相互承認、建交。1950年北韓戰爭爆發,中國出兵抗美援朝。在這種形勢下,1951年有陳述的《中朝關係一百年》(上海神州國光社)、張政火良的《五千年來的中朝友好關係》(開明書店)、顧家熙的《中朝人民的戰鬥友誼》(人民出版社)等幾本篇幅不大的專著出版,以激勵抗美援朝的鬥志,其政治色彩自然十分明顯。各著只承認北韓為半島唯一合法政府,否認南韓作為獨立國家的存在。在北韓戰爭停戰之後的20年間,中韓兩國長期處於敵對狀態。其間有韋丁的《南北韓黑幕》(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茁壯的《南北韓風暴》(福建人民出版社1960)等出版,南韓史研究一片空白。
至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新方針時,南韓已成為躍出東海的一條龍,躋身新興工業化國家集群。兩國間存在的巨大經濟互補性促成了經貿關係的互動;通過抨擊日本文部省篡改歷史教科書的行徑,兩國找到了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共同語言,兩國政府間出現最初的良性接觸。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報刊雜誌開始善意地刊載介紹南韓經濟起飛和"漢江奇跡"的文章。此後,經濟領域的研究成果,隨著改革開放和兩國經濟關係的發展而急劇增加。其中,研究南韓經濟的論文、專著更是一馬當先。自1979年中韓開始轉口貿易至1992年中韓建交,在國內雜誌和大學學報上約發表有關南韓政治、法律、經濟等領域的論文300篇,經濟類的論文約佔80%以上。同期,出版了經濟類的專著、編著,如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北韓研究所編《南北韓涉外經濟法令彙編》(1980)、白風南的《南北韓十大產業》(延邊大學出版社1988)等近20本。上述論著在提到南韓國號時,幾乎都冠以"南北韓"的字樣。至於南韓史的論著,只有車哲九的《南北韓四十年》(中國展望出版社1990)尚稱得上是史著。其他,如楊永騮、沈聖英編著的《南北韓》(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羅晉坤、曹麗琴的《南北韓概觀》(遼寧民族出版社1988)等,屬於概況式的介紹,雖有助於讀者了解南韓,但關於南韓史的介紹,只能是輪廓式的。因此,在這一時期,以經濟為中心的南韓研究進展迅速,國內學者的南韓史研究卻基本處於空白狀態。
1992年8月中韓建交,採用南韓國號的論著、譯著、資料集大量出版。南韓研究、其中包括南韓史研究呈現出日新月異的景象,主要表現為:
(1)研究機構競相成立。1991-1995年,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杭州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遼寧大學、延邊大學等教學科研單位,先後創設了南韓學研究中心或南韓研究所。這些機構雖各有研究重點,如北大南韓學研究中心側重研究南韓傳統歷史文化、政治、經濟和語言文學,復旦南韓研究中心側重研究南韓臨時政府、中韓關係史和當代南韓等,但發揮本單位優勢、開展對南韓的綜合研究,是共同的特點。此外,官學結合集中研究地方發展與南韓經貿關係的課題組,先後出現於山東、浙江省,頗值得注意。
(2)研究刊物日益增多,為南韓研究提供學術論壇。其中,較有影響的刊物,主要有北京大學南韓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南韓學論文集》,復旦大學南韓研究中心主辦的《南韓研究論叢》,杭州大學南韓研究所主辦的《南韓研究》,遼寧大學南韓中心主辦的《南韓研究論叢》,延邊大學主辦的《北韓學·南韓學與中國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當代南韓》等。此外,各大學學報也有研究南韓的新成果發表,起到活躍研究的積極作用。
(3)新成果不斷推出。由於中韓建交後,兩國經濟關係發展迅速、政治關係良好,也由於兩國國民急切希望了解對方,相關的出版物擁有廣泛的讀者群,因而形成了推動學術研究成果大量發表的強勁動力。就研究群體而言,不少學者早年治日本史,積累了日本研究的經驗,可以迅速轉用於南韓研究,從而加大其進展的幅度。據國內部分圖書館所藏有關南韓的中文書目統計,1950-1996年共出版論著和少量譯著近300部,其中政治類圖書共35部,1950-1960年6部,其餘均為1980年以後的出版物;經濟類共84部,全部為1981年以後的作品;軍事類(北韓戰爭)共60部,除少部分為1954-1977年出版外,其2/3為1978年以後的出版物;教育體育、文學藝術、語言、建築共60餘部,均為1991年以後出版的著述1。以上統計雖未必週全,但尚能反映改革開放後,尤其是中韓建交以來南韓研究成果問世的基本狀況。這些成果包括專題研究、人物傳記、目錄索引、論文集、回憶錄,資料彙編等,種類多樣化。在短短數年內,某國國別研究的論著、譯著以如此數量和速度出版,是十分罕見的。
(4)多種形式的學術交流早在中韓建交之前,學者和大學間的學術交流就已經開始。一言以蔽之,其原因在於中韓兩國綿延數千年的交流關係形成了超越意識形態差異的強勁文化紐帶,割不斷,壓不垮。1984年高麗大學校長洪一植教授隨南韓羽毛球隊來中國,順訪北京大學,似為南韓學者訪華的起始。1986年南韓社會科學院理事長金俊燁博士與北京大學東語系楊通方教授在洛杉磯重逢並共商學術交流大計,似為恢復中韓學術交流的第一步。1989年遼寧大學校長馮玉忠創中國大學校長訪韓的先例。1991年北京大學南韓學研究中心(當時稱北京大學北韓歷史文化研究所)的成立,意味著大學內跨學科、跨係所的南韓學綜合研究機構最先開始了運作。 中韓建交後,南韓國際交流財團、大宇財團的熱心資助和兩國政府間《文化交流協定》的簽署,為中韓文化學術交流的發展創造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兩國大學、科研機構之間的互請講學、共同研究、學者訪問、舉辦國際會議等多種交流形式得以順利展開。
二、主要研究業績
經十數年努力,國內南韓史研究呈全面鋪開之勢,取得顯著的成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研究領域中:
1.古南韓建國史。箕子北韓之有無,是古南韓建國史論爭的重大癥結之一。張博泉的《東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學出版社1985)、董萬倫的《東北史綱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楊昭全等著的《北韓華僑史》(中國華僑出版社1990)、楊通方的《中韓古代關係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等研究專著,持箕子北韓肯定說立場。各著以《尚書·大傳》、《史記》、《漢書·地理志》、《三國遺事》等古典史籍的記載為據,並以中國東北和北韓半島北部出土的青銅劍、燕國明刀錢等文物和支石墓遺跡為佐證,認為殷商滅亡後,箕子去北韓並教民以禮儀田蠶織作,建國興邦等均為可信的史實,應予肯定。上述肯定說,為中國學者的主流觀點。但也有學者認為古典記述有矛盾之處,或認為箕子開國可能是後人的附會,因而持懷疑態度。
2.中韓關係史研究。這一領域近年來業績突出。論著作者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出發,競相推出新作。陳玉龍、楊通方等著《漢文化論綱》(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從世界文化圈異同的角度出發,論述同處漢文化圈內的中日、中越文化關係,中韓文化關係亦是其重點之一,強調"外國文化與漢文化的交流,其歷史之悠久,關係之密切,在國際上,當首推北韓";"在國際上對漢文化的建設,除中國外,貢獻最大者,亦當首推北韓。"1楊昭全、韓俊光等著的《中朝關係簡史》(遼寧民族出版社1992),是一部比較完整、記述清楚的通史體裁的中朝關係史。因該著起筆於1988年中韓建交之前,因而在記述1919-1945年的現代史部分的政治關係時,重點記敘北韓革命者和北韓革命軍,也兼及南韓臨時政府與南韓獨立黨軍。其遠古、古代和近代的中朝關係史雖也可作為中韓關係史來理解,但畢竟仍有一些微妙的差別。
作為以中韓關係史命名的研究成果,近年來已構成序列。楊通方的《中韓關係史論》自周漢時期中國與古北韓的關係談起,論述魏晉時期中國與三韓、漢唐時期中國與百濟、前秦至後唐時期中國與新羅的關係、五代至蒙元時期中國與高麗的關係、明代中國與北韓壬辰衛國戰爭等論題,構成古代中韓關係史的大框架。"史論"以兩國信史為據,史料充實,議論穩妥細密,對古代中韓關係中的一些史料、人物重新加以考訂,頗有見地。徐萬民的《中韓關係史·近代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認為近代中韓關係史始於19世紀60年代,終於1945年抗日戰爭的勝利。因此,中韓兩國共同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捍衛民族獨立與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奮鬥史,構成了近代中韓關係史的基本內容。這段同仇敵愾的抗爭史是兩國彌足珍貴的歷史遺產。"近代卷"從宗藩關係的演變談起,依次記述了大韓帝國、日韓合併、南韓臨時政府、中國東北抗日遊擊戰、全面抗日戰爭等不同歷史時期兩國關係的起伏發展的歷程。"近代卷"對宗藩關係相對積極的歷史用作、甲午戰爭期間中韓之間的秘密外交、宣統時期延吉界務爭端等問題作出了新的探討,尤其對日本政府如何挑撥、破壞中韓關係的行徑,予以揭露和抨擊,頗有力度。宋成有、姜忻、王蕾等著《中韓關係史·現代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按年代接順序,記述了戰後50年中韓關係化敵國為友邦的曲折過程。"現代卷"與其他著述的不同之處在於:從美蘇冷戰體制的大框架和中美蘇戰略大三角構造的演變中,即從世界格局與東北亞國際格局的角度給中韓關係定位,視野較寬闊;以史實、包括最近解密的檔案資料為據,秉筆直書,不回避中韓血戰三年的事實,也對兩國最初的良性互動、建交後化解半島核危機等問題作出了創新性的探索,有助於正確理解兩國化敵為友、共創未來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樣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韓關係史·古代卷》即將在年內推出。屆時,將形成約80萬字的中韓關係史系列,創國內中韓關係史研究之新局面。
近年來,古代北韓漢文古藉和當代中國對北韓、南韓外交政策的發掘和整理,為中韓關係史研究的進展,提供了新的途徑。李仙竹主編的《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古代北韓文獻解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蒐集了300餘種古籍,並按經、史、子、集分編。這些古籍中,刻本與孤本約佔90%,其中不乏珍本、善本書,還收錄了100多種碑刻拓片,是研究古代南韓史相當有價值的索引書。葛振家通過點注李朝弘文館副修撰、五品官崔溥所著《漂海錄》,將15世紀晚期中韓關係中的一些側面十分生動地展現出來,如當時兩國人士的中國觀、南韓觀、日本觀等。書中詳載崔溥對明朝弘治初年的海禁、海防、驛站、衛所、治河修運、都市風貌的實地記錄,頗有史料價值。劉金質、張敏秋等著的《當代中韓關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是在四年前編輯《中國對北韓和南韓政策文件彙編(1949-199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的基礎上,就中韓從敵對到建交、經濟關係的發展、政治關係的建立、中韓文化交流、半島統一與中國等幾個問題分別加以論述,是一專題式的現代中韓關係史的專著。由上述情況來看,在可預見的將來,還會有更多體裁的中韓關係史研究成果出版。
3.南韓獨立運動史研究。英勇悲壯的南韓獨立運動以及流亡中國、堅持26年抗日複國鬥爭的南韓臨時政府,是中國學者情有獨鍾的研究對像。沐濤、孫志科等著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以充足的史實,再現了當年中國各黨派、各階層人士大力支援南韓臨時政府的感人場面,也記述了南韓臨時政府及其政要、志士們不屈不撓的奮鬥經歷,使人感受到得道多助這一歷史哲理。石源華編著的《南韓獨立運動與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採用編年體,逐年記述了1919-1945年的大事。該著從44部中韓兩國文獻集、論著和20種報刊中,蒐集了大量史料,以不爭的事實,記述了中韓兩國政府和人民相互支援,同求民族解放的鬥爭歷程,其中大量引用的史料可資研究者共同利用。另外,他主編的《南韓獨立運動血史新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是1995年復旦大學南韓研究中心與南韓民族運動史研究會聯合舉辦"南韓獨立運動研究國際學術會議"的論文集,其中收集中、韓、日三國學者提交給會議的論文28篇。論文集既是對樸殷植在1975年出版的《南韓獨立運動之血史》的紀念,也反映了近年來國內外關於南韓獨立運動史研究的最新進展。
4.南韓現代化進程研究。尹保雲的《南韓為什麼成功--樸正熙政權與南韓現代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和《南韓的現代化--一個儒教國家的道路》(東方出版社1995)等兩本專著,以研究南韓現代化進程為中心,分別探討了以樸政權為代表的官僚威權體制與傳統儒教在這一進程中的作用,評析其成敗得失。兩著的切入點準確,分析有說服力,為探尋"漢江奇跡"的奧秘作出了新的努力。陳龍山、張玉山等著的《南韓經濟發展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首先概述了南韓經濟由建國初期的落後狀態,經60年代的起飛和70年代高速增長到90年代增長趨緩的變化過程,繼而對經濟發展戰略、財閥企業、企業經營之道、技術開發和智力投資、經濟體制和政府計劃調控、財政與稅收、金融政策、產業政策導向和產業結構的演進、市場培育、外資引進、農業和農村的發展、農業協同組合、21世紀經濟前景展望等課題逐一加以探討,給讀者以南韓經濟發展的全景圖像。該著在最後一章(第14章),對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的東亞模式懷疑論,即認為東亞經濟、其中包括南韓經濟靠投入維持高速增長不可取,在未來不久將進入衰退階段的質疑進行了評析,認為克魯格曼的警告性預言"難以令人置信",其質疑"難以成立"1。然而,1997年7月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似乎證明克魯格曼的預言不無道理。這一點值得南韓經濟研究者深思。
5.宗教與學術思想史研究。國別史研究深入發展的標誌之一,往往體現在對該國宗教、學術思想史的研究。較之日本史經20年左右的研究歷程方有對日本佛教史、儒學思想史的成果問世,南韓史研究不過七八年,即有佛教史和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出版,這種發展令人高興。何勁松的《南韓佛教史》上卷(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記述了自4世紀北韓半島三國鼎立時期至7世紀新羅統一時期佛教傳入、傳播、發展的過程,對南韓古代佛教的消長、教派的興衰及教派始祖事跡詳加論述,是有助於讀者了解古代南韓佛教起始與興盛的新作。張立文的《李退溪思想研究》(東方出版社1997)從儒學發展史視角出發,記述了程朱性理學在東亞各國傳播過程,評述李退溪吸收和豐富朱子學並使其發展為北韓米子學的貢獻,既從學問研究的角度考察退溪思想,也從當代探討東亞經濟高速發展的精神力量而萌生東亞意識的現實出發,認為在現代問題研究中弘揚和發展作為東亞意識源頭之一的退溪學,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由於作者多年從事儒學研究,功底深厚,加之用10餘年的時間,有計劃地從各種角度、層面撰寫論文,系統地研究退溪思想,因而使該著的研究力度達到相當的水準。
綜上所述,南韓研究、包括南韓史研究在短時期成績顯著。但從整體上看,仍有許多研究空白有待填補,許多領域尚須努力拓展。例如,至今國內尚無南韓通史的專著出版;作為斷代史,南韓古代史、現代史、當代史的專著至今仍吉闕如;其他,如古代南韓社會經濟制度史、南韓文化史、南韓思想史、南韓外交史、南韓宗教史、南韓教育史、南韓地域社會史等,也還有待深入研究並出版相應的研究成果。換言之,南韓史研究的發展空間相對廣闊,我們應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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