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况
　　我国对韩国史研究起步较晚,但进展相当迅速。
　　民国建立时,韩国已被纳入日本版图。韩国亡国的惨痛教训,是中国阶层人士引以为戒的重要的话题。流亡中国从事独立运动的韩国志士朴殷植1914年在上海写成的《安义士重根传》、《韩国痛史》和1919年撰写的《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等均于次年出版并广泛流传。一些旅居中国的韩国文学家也撰著史书以警世喻人,如客居南通的韩国文学家金泽荣著《韩国历代小史》(1992)等,以史笔表明复国之志。虽然中国报刊大量刊载韩国复国斗争和消息,国共两党在支持韩国反日独立运动方面能经常找到共同语言,但由于国难频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戎马倥偬,中国学术界难得静下心来研究韩国历史。在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也不乏稳妥扎实的著作,如黄炎培的《朝鲜》(商务印书馆1929)、管雪斋的《韩国志士小传》(独立出版社1939)、马义的《朝鲜革命史诗》(重庆自由出版社1942)等。潘公昭的《今日之韩国》(中国科学图书公司1946),是一本全面介绍韩国的国际知识手册,韩国史仅为其中一部分,却也写得言简意赅,条理分明,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相互承认、建交。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在这种形势下,1951年有陈述的《中朝关系一百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张政火良的《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开明书店)、顾家熙的《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人民出版社)等几本篇幅不大的专著出版,以激励抗美援朝的斗志,其政治色彩自然十分明显。各著只承认朝鲜为半岛唯一合法政府,否认韩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在朝鲜战争停战之后的20年间,中韩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其间有韦丁的《南朝鲜黑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茁壮的《南朝鲜风暴》(福建人民出版社1960)等出版,韩国史研究一片空白。
　　至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新方针时,韩国已成为跃出东海的一条龙,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集群。两国间存在的巨大经济互补性促成了经贸关系的互动;通过抨击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行径,两国找到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共同语言,两国政府间出现最初的良性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报刊杂志开始善意地刊载介绍韩国经济起飞和"汉江奇迹"的文章。此后,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随着改革开放和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而急剧增加。其中,研究韩国经济的论文、专著更是一马当先。自1979年中韩开始转口贸易至1992年中韩建交,在国内杂志和大学学报上约发表有关韩国政治、法律、经济等领域的论文300篇,经济类的论文约占80%以上。同期,出版了经济类的专著、编著,如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编《南朝鲜涉外经济法令汇编》(1980)、白风南的《南朝鲜十大产业》(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等近20本。上述论著在提到韩国国号时,几乎都冠以"南朝鲜"的字样。至于韩国史的论著,只有车哲九的《南朝鲜四十年》(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尚称得上是史著。其他,如杨永骝、沈圣英编著的《南朝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罗晋坤、曹丽琴的《南朝鲜概观》(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等,属于概况式的介绍,虽有助于读者了解韩国,但关于韩国史的介绍,只能是轮廓式的。因此,在这一时期,以经济为中心的韩国研究进展迅速,国内学者的韩国史研究却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1992年8月中韩建交,采用韩国国号的论著、译著、资料集大量出版。韩国研究、其中包括韩国史研究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景象,主要表现为:
　　(1)研究机构竞相成立。1991-1995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杭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辽宁大学、延边大学等教学科研单位,先后创设了韩国学研究中心或韩国研究所。这些机构虽各有研究重点,如北大韩国学研究中心侧重研究韩国传统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语言文学,复旦韩国研究中心侧重研究韩国临时政府、中韩关系史和当代韩国等,但发挥本单位优势、开展对韩国的综合研究,是共同的特点。此外,官学结合集中研究地方发展与韩国经贸关系的课题组,先后出现于山东、浙江省,颇值得注意。
　　(2)研究刊物日益增多,为韩国研究提供学术论坛。其中,较有影响的刊物,主要有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韩国学论文集》,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办的《韩国研究论丛》,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主办的《韩国研究》,辽宁大学韩国中心主办的《韩国研究论丛》,延边大学主办的《朝鲜学·韩国学与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当代韩国》等。此外,各大学学报也有研究韩国的新成果发表,起到活跃研究的积极作用。
　　(3)新成果不断推出。由于中韩建交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政治关系良好,也由于两国国民急切希望了解对方,相关的出版物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因而形成了推动学术研究成果大量发表的强劲动力。就研究群体而言,不少学者早年治日本史,积累了日本研究的经验,可以迅速转用于韩国研究,从而加大其进展的幅度。据国内部分图书馆所藏有关韩国的中文书目统计,1950-1996年共出版论著和少量译著近300部,其中政治类图书共35部,1950-1960年6部,其余均为1980年以后的出版物;经济类共84部,全部为1981年以后的作品;军事类(朝鲜战争)共60部,除少部分为1954-1977年出版外,其2/3为1978年以后的出版物;教育体育、文学艺术、语言、建筑共60余部,均为1991年以后出版的著述1。以上统计虽未必周全,但尚能反映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韩建交以来韩国研究成果问世的基本状况。这些成果包括专题研究、人物传记、目录索引、论文集、回忆录,资料汇编等,种类多样化。在短短数年内,某国国别研究的论著、译著以如此数量和速度出版,是十分罕见的。
　　(4)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早在中韩建交之前,学者和大学间的学术交流就已经开始。一言以蔽之,其原因在于中韩两国绵延数千年的交流关系形成了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强劲文化纽带,割不断,压不垮。1984年高丽大学校长洪一植教授随韩国羽毛球队来中国,顺访北京大学,似为韩国学者访华的起始。1986年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金俊烨博士与北京大学东语系杨通方教授在洛杉矶重逢并共商学术交流大计,似为恢复中韩学术交流的第一步。1989年辽宁大学校长冯玉忠创中国大学校长访韩的先例。1991年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当时称北京大学朝鲜历史文化研究所)的成立,意味着大学内跨学科、跨系所的韩国学综合研究机构最先开始了运作。    中韩建交后,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大宇财团的热心资助和两国政府间《文化交流协定》的签署,为中韩文化学术交流的发展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两国大学、科研机构之间的互请讲学、共同研究、学者访问、举办国际会议等多种交流形式得以顺利展开。

二、主要研究业绩
　　经十数年努力,国内韩国史研究呈全面铺开之势,取得显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研究领域中:
　　1.古韩国建国史。箕子朝鲜之有无,是古韩国建国史论争的重大症结之一。张博泉的《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董万伦的《东北史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杨昭全等著的《朝鲜华侨史》(中国华侨出版社1990)、杨通方的《中韩古代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等研究专著,持箕子朝鲜肯定说立场。各著以《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地理志》、《三国遗事》等古典史籍的记载为据,并以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出土的青铜剑、燕国明刀钱等文物和支石墓遗迹为佐证,认为殷商灭亡后,箕子去朝鲜并教民以礼仪田蚕织作,建国兴邦等均为可信的史实,应予肯定。上述肯定说,为中国学者的主流观点。但也有学者认为古典记述有矛盾之处,或认为箕子开国可能是后人的附会,因而持怀疑态度。
　　2.中韩关系史研究。这一领域近年来业绩突出。论著作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竞相推出新作。陈玉龙、杨通方等著《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从世界文化圈异同的角度出发,论述同处汉文化圈内的中日、中越文化关系,中韩文化关系亦是其重点之一,强调"外国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其历史之悠久,关系之密切,在国际上,当首推朝鲜";"在国际上对汉文化的建设,除中国外,贡献最大者,亦当首推朝鲜。"1杨昭全、韩俊光等著的《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是一部比较完整、记述清楚的通史体裁的中朝关系史。因该著起笔于1988年中韩建交之前,因而在记述1919-1945年的现代史部分的政治关系时,重点记叙朝鲜革命者和朝鲜革命军,也兼及韩国临时政府与韩国独立党军。其远古、古代和近代的中朝关系史虽也可作为中韩关系史来理解,但毕竟仍有一些微妙的差别。
　　作为以中韩关系史命名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已构成序列。杨通方的《中韩关系史论》自周汉时期中国与古朝鲜的关系谈起,论述魏晋时期中国与三韩、汉唐时期中国与百济、前秦至后唐时期中国与新罗的关系、五代至蒙元时期中国与高丽的关系、明代中国与朝鲜壬辰卫国战争等论题,构成古代中韩关系史的大框架。"史论"以两国信史为据,史料充实,议论稳妥细密,对古代中韩关系中的一些史料、人物重新加以考订,颇有见地。徐万民的《中韩关系史·近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认为近代中韩关系史始于19世纪60年代,终于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中韩两国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奋斗史,构成了近代中韩关系史的基本内容。这段同仇敌忾的抗争史是两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近代卷"从宗藩关系的演变谈起,依次记述了大韩帝国、日韩合并、韩国临时政府、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全面抗日战争等不同历史时期两国关系的起伏发展的历程。"近代卷"对宗藩关系相对积极的历史用作、甲午战争期间中韩之间的秘密外交、宣统时期延吉界务争端等问题作出了新的探讨,尤其对日本政府如何挑拨、破坏中韩关系的行径,予以揭露和抨击,颇有力度。宋成有、姜忻、王蕾等著《中韩关系史·现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按年代接顺序,记述了战后50年中韩关系化敌国为友邦的曲折过程。"现代卷"与其他著述的不同之处在于:从美苏冷战体制的大框架和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构造的演变中,即从世界格局与东北亚国际格局的角度给中韩关系定位,视野较宽阔;以史实、包括最近解密的档案资料为据,秉笔直书,不回避中韩血战三年的事实,也对两国最初的良性互动、建交后化解半岛核危机等问题作出了创新性的探索,有助于正确理解两国化敌为友、共创未来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韩关系史·古代卷》即将在年内推出。届时,将形成约80万字的中韩关系史系列,创国内中韩关系史研究之新局面。
　　近年来,古代朝鲜汉文古藉和当代中国对朝鲜、韩国外交政策的发掘和整理,为中韩关系史研究的进展,提供了新的途径。李仙竹主编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代朝鲜文献解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搜集了300余种古籍,并按经、史、子、集分编。这些古籍中,刻本与孤本约占90%,其中不乏珍本、善本书,还收录了100多种碑刻拓片,是研究古代韩国史相当有价值的索引书。葛振家通过点注李朝弘文馆副修撰、五品官崔溥所著《漂海录》,将15世纪晚期中韩关系中的一些侧面十分生动地展现出来,如当时两国人士的中国观、韩国观、日本观等。书中详载崔溥对明朝弘治初年的海禁、海防、驿站、卫所、治河修运、都市风貌的实地记录,颇有史料价值。刘金质、张敏秋等著的《当代中韩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在四年前编辑《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194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的基础上,就中韩从敌对到建交、经济关系的发展、政治关系的建立、中韩文化交流、半岛统一与中国等几个问题分别加以论述,是一专题式的现代中韩关系史的专著。由上述情况来看,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有更多体裁的中韩关系史研究成果出版。
　　3.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英勇悲壮的韩国独立运动以及流亡中国、坚持26年抗日复国斗争的韩国临时政府,是中国学者情有独钟的研究对像。沐涛、孙志科等著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以充足的史实,再现了当年中国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大力支援韩国临时政府的感人场面,也记述了韩国临时政府及其政要、志士们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使人感受到得道多助这一历史哲理。石源华编著的《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采用编年体,逐年记述了1919-1945年的大事。该著从44部中韩两国文献集、论著和20种报刊中,搜集了大量史料,以不争的事实,记述了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相互支援,同求民族解放的斗争历程,其中大量引用的史料可资研究者共同利用。另外,他主编的《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是1995年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与韩国民族运动史研究会联合举办"韩国独立运动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其中收集中、韩、日三国学者提交给会议的论文28篇。论文集既是对朴殷植在1975年出版的《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的纪念,也反映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4.韩国现代化进程研究。尹保云的《韩国为什么成功--朴正熙政权与韩国现代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和《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东方出版社1995)等两本专著,以研究韩国现代化进程为中心,分别探讨了以朴政权为代表的官僚威权体制与传统儒教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评析其成败得失。两著的切入点准确,分析有说服力,为探寻"汉江奇迹"的奥秘作出了新的努力。陈龙山、张玉山等著的《韩国经济发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首先概述了韩国经济由建国初期的落后状态,经60年代的起飞和70年代高速增长到90年代增长趋缓的变化过程,继而对经济发展战略、财阀企业、企业经营之道、技术开发和智力投资、经济体制和政府计划调控、财政与税收、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导向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市场培育、外资引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农业协同组合、21世纪经济前景展望等课题逐一加以探讨,给读者以韩国经济发展的全景图像。该著在最后一章(第14章),对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东亚模式怀疑论,即认为东亚经济、其中包括韩国经济靠投入维持高速增长不可取,在未来不久将进入衰退阶段的质疑进行了评析,认为克鲁格曼的警告性预言"难以令人置信",其质疑"难以成立"1。然而,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似乎证明克鲁格曼的预言不无道理。这一点值得韩国经济研究者深思。
　　5.宗教与学术思想史研究。国别史研究深入发展的标志之一,往往体现在对该国宗教、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较之日本史经20年左右的研究历程方有对日本佛教史、儒学思想史的成果问世,韩国史研究不过七八年,即有佛教史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出版,这种发展令人高兴。何劲松的《韩国佛教史》上卷(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记述了自4世纪朝鲜半岛三国鼎立时期至7世纪新罗统一时期佛教传入、传播、发展的过程,对韩国古代佛教的消长、教派的兴衰及教派始祖事迹详加论述,是有助于读者了解古代韩国佛教起始与兴盛的新作。张立文的《李退溪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1997)从儒学发展史视角出发,记述了程朱性理学在东亚各国传播过程,评述李退溪吸收和丰富朱子学并使其发展为朝鲜米子学的贡献,既从学问研究的角度考察退溪思想,也从当代探讨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精神力量而萌生东亚意识的现实出发,认为在现代问题研究中弘扬和发展作为东亚意识源头之一的退溪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由于作者多年从事儒学研究,功底深厚,加之用10余年的时间,有计划地从各种角度、层面撰写论文,系统地研究退溪思想,因而使该著的研究力度达到相当的水平。
    综上所述,韩国研究、包括韩国史研究在短时期成绩显著。但从整体上看,仍有许多研究空白有待填补,许多领域尚须努力拓展。例如,至今国内尚无韩国通史的专著出版;作为断代史,韩国古代史、现代史、当代史的专著至今仍吉阙如;其他,如古代韩国社会经济制度史、韩国文化史、韩国思想史、韩国外交史、韩国宗教史、韩国教育史、韩国地域社会史等,也还有待深入研究并出版相应的研究成果。换言之,韩国史研究的发展空间相对广阔,我们应当努力。